在演藝界，演員對待表演藝術各有不同理念，每位演員都有自己偏好的表演方式。有些屬於「表現派」演員，意指他們將角色與自身分離，運用演技說服觀眾相信角色真實性，且演出結束後能迅速抽離角色。
另一派則是走極端路線的「體驗派」演員，他們認為演員應完全「成為」角色，在精神與情感層面與角色合而為一。這種方式能帶來真實感，避免表演痕跡過重，但缺點在於一旦演員沉浸角色，往往難以自拔。
第三種則是著名的「方法演技」技巧，可視為體驗派的精緻化版本。方法演技強調運用個人「情感記憶」來調動情緒，例如演員若要詮釋喪親者，即便自身未曾經歷類似傷痛，仍可透過其他悲傷經歷喚起相同情緒。 
這些分類是為方便理解表演技巧的粗略劃分，實際上各流派並非涇渭分明。以以極端體型變化聞名的基斯頓比爾為例，他為不同角色增減數十磅體重，但當他飾演蝙蝠俠時，是否真能「成為」角色？這點值得商榷。
方法演技在荷里活的統治地位
數十年來，方法演技始終主導荷里活演藝界。許多被公認為業界頂尖的傳奇演員都奉行方法派，包括已故的馬龍白蘭度、阿爾柏仙奴、羅拔迪尼路、德斯汀荷夫曼，到近年崛起的馬修麥康納希、施利安梅菲與基斯頓比爾，就連新生代安德魯加菲也採用此技巧。
然而近年荷里活似乎出現方法演技退潮跡象，演員為「成為」角色做出的怪異舉動頻惹爭議，更嚴重的是，部分演員甚至在拍攝結束後仍無法抽離角色。
方法演技的「瘋狂」淵源
早期方法派演員尚未顯得如此怪誕，他們對角色的投入往往被視為專業表現。例如1970年代，羅拔迪尼路為詮釋《的士司機》角色，曾在紐約實際開計程車載客數月。
1990年代阿爾柏仙奴為《女人香》盲人角色，刻意假扮視障者體驗生活。但真正將方法演技推向極致的，是深受影迷喜愛的方法派演員丹尼爾戴路易斯。1989年他在《我的左腳》飾演腦性麻痺作家藝術家，不僅與殘障人士交友，更堅持在片場全程坐輪椅，要求工作人員如角色般抬著他移動、餵食。
該片為路易斯贏得無數獎項，從此奠定其方法派宗師地位。他的投入不僅於此：為飾演莫西幹人隨身攜帶步槍拍戲；為詮釋囚犯住進監獄體驗，要求劇組人員對他潑冷水與言語羞辱。
路易斯之後，眾多演員開始效法，片場怪誕行為與擾人舉動層出不窮。
占基利的極端方法派
1999年拍攝《月亮上的男人》時，占基利將方法演技推向新高度。他要求全劇組在四個月拍攝期必須以角色名「安迪」稱呼他，即便導演要求配合仍拒絕出戲。
事後基利自承此舉過火，馬田費曼在訪談中批評：「這是我見過最自以為是、自私自戀的行為，根本不專業。若換作他人這樣做，早就被鎖起來立刻開除了。」
方法演技的陰暗面
2006年梅麗史翠普拍攝《穿Prada的惡魔》時，為保持冷漠疏離的女強人形象，休息時間拒絕與其他演員互動。她在《娛樂周刊》訪問中坦言：「那感覺糟透了，聽到其他演員說笑，自己卻要孤獨坐著，簡直痛苦萬分。」這次經歷讓史翠普宣佈永不再用方法演技。
希夫烈達的悲劇案例
方法演技最慘痛教訓當屬希夫烈達飾演《黑暗騎士》小丑。他將自己關在房間數週揣摩角色，更寫下厚厚角色日記。過度投入導致嚴重失眠，最終依賴安眠藥。電影完成後不久，烈達便因用藥過量意外離世。
近年案例：演員越界行為
2013年《格雷的五十道陰影》男星占美杜倫拍攝《墮落》時，為體驗連環殺手心境竟跟蹤女性下火車。他在訪問中坦承：「這顯然越界了，但當時覺得有必要這麼做。」
2016年《自殺特攻》小丑扮演者謝拉力圖為保持角色狀態，被爆送死老鼠給瑪歌羅比、送子彈給韋史密夫，更贈送「黏稠狀」成人雜誌給全劇組。事後力圖承認這些行為，辯稱小丑本就是無視界線之人。雖遭輿論抨擊仍堅持說法，但後來改口稱未送死老鼠給羅比。
對方法演技的不滿升溫
種種極端案例使越來越多演員與方法派劃清界線。2022年《Hannibal》男星米高基臣接受《GQ》訪問時直言厭惡方法演技：「這根本胡扯，若電影拍爛了，你堅持有何意義？應該從開始就抽離才對。」
《吸血新世紀》男星羅拔柏迪臣更犀利指出：「所謂方法演技只適用於反派角色。當你演好人時，從沒人提方法演技——因為演好人根本不需要『保持狀態』。」
結語
演員敬業精神固然可敬，但方法演技的極端化往往衍生道德爭議與片場困擾。從贈送死亡動物到遊走法律邊緣，所謂「方法演技」的代價，或許遠超藝術追求應有的犧牲。
